「悲智雙運」的難題


「悲智雙運」的難題--正視人類/動物邊界防禦者的同情心議題造成的政策困境

吳宗憲(國立台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壹、前言

披頭四樂團的保羅麥卡尼曾說「如果屠宰場有玻璃牆的話,大家就會開始吃素了。知道我們沒有造成動物受苦,可以讓自己好過些,也會讓動物好過些」。然而,由於人們還是難以克服口腹之慾,因此必須創造出一些人類/動物的防禦邊界,用來阻擋慘忍的訊息及影像進入人類社會,Ellis(2009)便曾這麼寫道:「如果沒有牧場人員,一般民眾就沒有辦法將愛護動物,跟屠宰動物兩件事情分開來了」,言下之意,人們在生活習慣不調整的狀況下,還能夠忽略掉現代社會對動物的剝削,而標榜自己是關懷動物者,正因為有著包括在屠宰場、動物收容所、獸醫、動物實驗研究的工作者,幫我們防禦著這個人類/動物的邊界。人們正將自己必須處理的道德與同情心困境,全然地委託給這些代理人來處理。

然而,儘管這些作為代理人的邊界防禦者如此重要,但人類社會給予這些工作者甚麼樣的工作條件呢?這些工作者又面臨甚麼樣的工作及心理困境呢?卻只有極為少數的研究者投注關心。針對上述第一個問題,Vialles (1994)在「從動物到食物」一書(Animal to Edible)特別分析道,據渠了解,絕大多數屠宰場都是在都市邊緣,由地位最低的人在從事,例如: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的屠夫,都是社會地位較低的移民,包括印地安人、非洲美裔及墨西哥人來擔任(Le Duff, 2000);而針對上述的第二個問題,研究者也發現,這些作為人類「委託人」的邊界防禦「代理人」,時刻面臨任務壓力與同情心相衝突的處境,舉例來說,當獸醫師面對寵物主人要求為貓咪去爪、為狗去聲帶或者為動物安樂死時,就面臨進退維谷的困境(Demello, 2012),Arluke(1991)也以「因愛而殺的弔詭」(caring-killing paradox)來描述公立收容所中獸醫為了避免動物因擁擠或病痛遭遇痛苦,而必須將之安樂死的困境。

特別為了瞭解這些被汙名化(stigmatized)的邊界防禦者所遭遇的工作困境,社會學家Arluke & Sanders(1996)在「旁觀動物」(Regarding Animals)一書中,以俗民方法論(Ethnographic approach)的方法,針對研究收容所工作、安樂死、獸醫手術者、動物實驗者在進行動物管理(照顧)時產生的心理及認知變化,進行研究。這些邊界防禦者的研究中,最常被論及的便是渠等的「同情心」對其工作所產生的影響,因此,本文以下將概覽式地試著將過往同情心研究與動物保護議題聯繫起來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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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傅翊豪

 

貳、同情心的益處與動物保護者的正向影響

一、同情心對於個人的益處

同情心對於個人以及社會所帶來的好處,已有諸多研究予以證實。具有較高的同情心者,評估後發現渠等有較佳心理健康(例如,較低的壓力、焦慮、無助與沮喪),在生理上也會降低不少健康風險行為(類似於酗酒與抽菸),在壓力下也有比較好的心理表現(Kalliopuska, 1992; Au, Wong, Lai, & Chan, 2011; Diamond, Fagundes, & Butterworth, 2012)。此外,實驗也發現,隨機分配進行照護動植物、捐款、或幫嬰兒按摩的人,也會有較好的心理與生理健康,如壓力荷爾蒙的降低等(Tkach, 2005;Crockett, & Campbell, 2009;Seng, & Smith, 2011; Aknin et al., 2013)。另外一些研究則發現,定期協助非營利組織的義工們,也有相對更好的心理及生理健康(Konrath & Brown, 2012;Konrath, 2013)。因此,理論上來說,前述人類/動物邊界的防禦者中,若其從事的是動物照護的義工,應可對渠個人生、心理都產生正向效果。

 

二、同情心對於整體社會的益處

(一) 對家庭生活上的益處
經驗研究發現,父母的同理心對孩子有明顯的影響(Rosenstein, 1995; Moses, 2012;),其中一個知名的案例是,更具同理心的父母,可以使孩子在癌症藥物治療過程中感受到較低的痛苦(Penner et al., 2008)。另一個有趣的研究發現則是,擁有更高同理心的伴侶,較不容易出軌,也較容易原諒另一半的越軌行為,使得婚姻更美滿(Paleari, Regalia, & Fincham, 2005)。

(二) 在工作場域上的益處
具有較高的同理心的教師、醫生與臨床醫學家很有可能正面的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果、病人的身心理健康,經驗研究發現,教師的同理心與學生高昂學習動機(Waxman, 1983)與學習成就(Chang, Berger, & Chang, 1981)呈現正相關;此外,實證研究也發現,內科醫生的同理心使得病人對於治療有較高的滿意度、願意配合醫師的建議進行治療,因此產生正向的醫療成果(Derksen, Bensing, & Lagro-Janssen, 2013)。具同理心的心理學家與病人的心理醫療結果間,也有一種相似的正相關(Kurtz & Grummon, 1972)。

(三) 對整體社會的益處
研究發現,當個人具有同理心,會針對其他人的需要給予協助,若協助無法產生效果時,即使不是助人者本身的過錯,渠等也會產生不好的情緒(Batson et al., 1988; Batson & Weeks, 1996)。既便是在需要斤斤計較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games)遊戲」中,同理心也會提高人們在當中的合作可能性(Cohen & Insko, 2008; Rumble, Van Lange, & Parks, 2010B; Batson & Ahmad, 2001),和這有關的研究是,具有同理心的談判者,相對於沒有同理心的談判者,也可以導致雙方的更大的收益(Galinsky, Maddux, Gilin, & White, 2008)。更重要的是,高同理心可以對抗反社會的行為,對於人身侵犯,霸凌與其他犯罪行為,都可以產生較高的約束力(Miller & Eisenberg, 1988; Batson, et al., 2004; Jolliffe & Farrington, 2004)。

理論上從事動物保護工作者,對其自身的身心理健康應有益處,其理由一如前述。而保護動物所產生的同理心,理論上也應當能夠對人類的群體生活(包括家庭生活、工作場域以及整體社會)都產生正向的影響。然而,在筆者的實際觀察中,卻發現部分動物保護工作者,卻常有家庭失和、工作績效低落與反社會行為的現象,究竟是何以致之?吾人將在下一節當中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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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傅翊豪


參、同情心的困境與人類/動物邊界防禦者的負向影響

一、同情心對於邊界防禦者個人的害處

 (一)同情疲勞對於邊界防禦者個人的害處

「同情疲勞(compassion fatigue)」指的是一種「替代性的創傷」(vicarious trauma),會導致助人者對自己及這個世界觀的改變(Saakvitne & Pearlman, 1996: 40),因為對他人過度關心,有時會降低人們自我保護的能力,產生心理和生理的健康問題(Klimecki & Singer, 2011, p. 285),這點在以服務為目標的專業人員身上特別明顯(Figley, 1995),許多醫學專家、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律師等專業人員,以及其他經常接觸高度緊張與創傷事件的服務人員中(Mathieu, 2007),同情疲勞都會影響到渠等情緒、行為、關係與職業成就(Maslach, Jackson, & Leiter, 1996),這當中,如果助人者無法與服務者保持情感的距離(Krause, 2009)、受協助者與助人者的工作角色有感情衝突(Holt & Blevins, 2011)、專業人士太年輕或不具經驗(Hawkins, 2001)、沒有受過創傷培訓(Sprang, Clark, & Whitt-Woosley, 2007)者,就更容易發生這個問題。

在動物保護工作者中,便常見同情疲勞造成的問題,例如,負責動物安樂死的收容所的獸醫,常會有「犯罪導致創傷壓力」(perpetration-induced traumatic stress, PITS),而動物救援者也常常有暴飲暴食、酗酒、用藥等不健康的習慣(Demello, 2012: 222)。

 (二)同情麻痺對於邊界防禦者個人的害處

同情麻痺也會對個人造成負面的影響。在日常生活中,某些專業工作必須負起邊界防禦的任務,例如:移民官必須阻擋可憐的難民進入國境、軍官必須透過殺戮來保衛自己的國家、屠夫必須宰殺動物作為人的食物,對他們來說,一面是同情心的壓力,另一面是群體任務的要求,使得渠等必須壓抑自己的同情心,因此產生情感麻木的狀況。一方面,渠等必須透過「自我欺騙」的方式,對其行為給予「新的意義」(Demello, 2012: 219),例如:對於使用活體動物進行實驗者,他們常會高度美化科學的目的,使用「客觀分離」(objective detachment)策略,使自己感到安心(Birke, 1994),例如:常會否認動物的痛覺,而用「不舒服」(discomfort)來取代「痛」,並且透過「去動物化」(deanimalize)的方式,將動物的生命變成一堆的科學數據(DeMello, 2012: 229)。

另方面,渠等則必須切斷與服務者之間的情感連結,例如:對於負責收容所動物安樂死的獸醫們,必須與動物保持情緒上的距離(emotional distancing)(Ellis, 2009),才有辦法理性地透過領養可能性,來判斷應該對那些動物安樂死;牧場經營老手,會禁止新進的年輕牧場工作人員為動物取名,他們擔心牧場「情緒性的新手」(emotional apprentices)會給自己帶來痛苦(Ellis & Irvine, 2010);至於屠夫,在面對這份壓力、困難、危險以及去人性化的工作時,也會將生命簡化成數字,以5300來取代5300隻牛,以致最後會變得麻木,無情(Noelie, 1994)

前述同情的麻木,不論產生了自我欺騙,或者切斷連結,都是Francione(2000)所說的「道德精神分裂症」(moral schizophrenia),而研究指出,這種情感麻木也會對個人帶來許多害處,舉例而言,許多屠夫就產生酗酒以及家庭暴力的狀況(Eisnitz, 2007)。

 

二、人類/動物邊界防禦者的同情心議題對社會的可能困境

 (一)同情心可能產生偏頗的價值判斷
首先,由於哺乳動物的母性天性,人們很容易對無助的嬰兒產生同情心,許多證據便顯示,同理心的「閘門」模型(gating model)使人們對於柔弱的女性(Eagly & Crowley, 1986)、看起來可愛,類似於嬰兒的個體,以及小動物,更容易產生同情心(Watt, 2005; 2007; Preston , 2013; Batson, Lishner, Cook, & Sawyer, 2005)。其次,「識別受害者效應」(Kogut & Ritov, 2005)則強調,對於容易辨別的「個人的苦難」,民眾的同情心更容易被激發(Kogut & Ritov, 2005)。再來,相關研究顯示,同情心可能使人們更容易諒解罪犯的行為。一般來說,相較於男性較重視公平,女性通常有更高的同情心,因此更容易原諒行為不正當者(Singer et al., 2006)。最後,除了性別以外,人們對於與自己處境相近的人們,也比較容易產生同情心(Batson, Turk, Shaw, & Klein, 1995),因此可能產生偏袒的效果(Krebs, 1975),推而言之,人們的相似度、熟悉度與社會依戀,均會影響到同理心的感覺(Watt, 2007)。也因此,即便女性對於犯罪行為通常較男性容易諒解,但男性比起女性對強姦罪的犯罪者具有更高的同理心(Smith & Frieze, 2003)。然而,吾人不能否認的是,不論是人類的母性、辨識受害者效應、性別乃至於處境造成的同情,都有可能造成人們價值判斷的偏頗。

在動物保護議題中,也處處可見上述同情心產生的偏頗,例如:相較於對農場動物受苦的視而不見,民眾傾向於收容與照顧可愛的同伴動物;相較於大規模的產業剝削的忽略,人們更傾向於關注個別動物的受虐狀況;相較於男性,女性占了動物保護工作者的多數;最後,愛心媽媽很容易形成一個凝聚力極強的群體,與另一個凝聚力也很強的政府動物收容所人員,產生兩極化的激烈價值衝突(Demello, 2012: 226)。從動物權利角度出發的哲學觀,著重的是每個受虐的動物個體,不應因其品種、系絡而有不同對待,因而渠等便常質疑,這些因同情而產生的道德判斷偏頗及激烈的指責,常反過頭來,使得政府或不同的動物保護組織或人士,在推動政策時,落入進退維谷的局面(Garner, 2003)。

 (二)同情麻痺可能助長社會暴力
同伴動物的受虐與家庭暴力間的正向關係,已經有許多研究探討。早在1980年,心理學家Walker便透過調查發現,虐待寵物和兒童的模式十分相近;兒童虐待的家庭中也常發生動物虐待與疏忽的問題(Arkow, 1997;Lockwood & Hocke, 1986; Donley, Patronek & Luke, 1999;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2000),此外,受壓迫的弱勢個人常常也成為壓迫動物的主角,例如,科羅拉多州的家庭暴力預防中心發現,24%尋求收容及11%尋求保護令的受虐婦女本身亦有虐待動物的犯罪行為出現(Lerner, 1999;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2000)。農場動物的受虐與家庭暴力之間的正向關係,也有研究進行了解,Eisnitz(2007)便發現,屠夫對動物的無情,會產生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變成家庭暴力,甚至蔓延為社區中的暴力行為。但是,上述動物虐待者,與其在社會中的暴力行為之間,雖然可以得出高度的相關性,但究竟何者為因,何者為果,至今學界能難以確認。如果是因為長期處在同情麻痺的動物虐待工作環境當中,而造成使用暴力的習慣,吾人便須警惕,類似的工作有可能會成為社會殘忍因子(Fitzgerald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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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傅翊豪

三、面對人類/動物邊界防禦者的同情心困境

如何能夠使這些邊界防禦者的同情心得到紓解,最根本的方法,自然是人類不再對動物有任何利用與剝削的行為。然而,這樣的期待似乎並不切實際,因此,研究者咸認為,在現有的社會結構下,欲解決人在處理邊界事務時,同情心造成的困境,必須思考如何使同情心對人的滿足感達到最大,同時使同情疲勞減到最小,若能使之平衡,才能讓同情對個人,對社會都產生正向的效果(Burtson, & Stichler, 2010; Figley, 2002; Harrison & Westwood, 2009)。以下筆者根據過去心理學曾提出的建議,在個人面及組織面兩個層次上,對人類動物/邊界防禦者的同情心困境,提出解決方法。

 (一)從個人面解決同情心困境

在邊界防禦者個人遭遇同情心困境時,可以同時試著在工作中與工作外得到紓解,在工作中,個人又有兩個方法可以解決同情疲勞的問題(Bourassa, 2012),包括:「創造工作的價值認知」及「設定同情心邊界」兩個面向來達成。

1.     創造工作的價值認知

(1)創造動物互動工作的神聖性,給予自己某種程度的道德光環(moral high ground),強調自己的犧牲,乃是為了解決社會難解的問題(DeMello, 2012: 219)。

(2)在面對動物互動中難解的情境時,用好奇的角度去探索事務的複雜性,而不是掉入負面的認知與情緒中(consciously expanding perspective to embrace complexity)(Harrison & Westwood, 2009)。

(3)面對與動物互動的困境,必須保持信心,相信事情會往正面發展(sustain hope and trust in people's capacity to heal)( Harrison & Westwood, 2009)。

(4)相信在與動物互動過程中所遭遇的所有痛苦,背後都有其特殊的意義(creating meaning)( Harrison & Westwood, 2009)。

(5)正視「道德後遺感情」(moral residue)( Hardingham, 2004)的存在,可提醒我們做道德兩難的抉擇時,要謹慎三思,輕率不得,最後即便在道德兩難之下,選擇處死動物,也應當用不得已「犧牲」(sacrifice)的歉疚心情來對待,而非心安理得的殺戮(kill)(DeMollo,2012: 229)。

2.     設定同情心界線

設定同情心的邊界有許多方法(Bourassa, 2012),基本上尚可以分成兩個面向:

(1)  設定與動物之間的界線:服務者必須要意識到人/動物之別(self-other awareness)不能一味投入(Gleichgerrcht & Decety, 2013),而能夠透過「細緻的同情心」(exquisite empathy),維持和動物間的清晰界線,藉以在增加專業滿足感下不會產生同情疲勞(Harrison & Westwood, 2009)。

(2)  設定動物工作案的界線:工作的數量是必須拿捏的,必須清楚地畫分工作的界線,例如有效地管理動物收容量(Figley, 2002),才能將大範圍的問題,切割成可處理的範圍,並專心地處理能力所及的部分(Active Optimism and Problem Solving)( Harrison & Westwood, 2009),不至落入同情疲勞的困境。

此外,在個人從事動物互動工作時,遭遇同情心困境時,也可以嘗試從工作外得到紓解,一方面,個人可以透過參加各種可以紓解心理壓力的課程,包括靈修、專業、團體諮商等「全方位自我照護的方法」(holistic self-care)( Harrison & Westwood, 2009),例如禪修及「活在當下」的練習(developing mindful self-awareness)( Injeyan & Shuman & Shugar & Chitayat & Atenafu & Kaiser, 2011)來化解工作上的同情疲勞。在參與這些課程的同時,儘量創造與上述專業、個人及靈性團體的連結,此外,也別讓自己因為動物互動的工作,而斷了與家庭、朋友圈的親密關係,讓自己能在面對難題時得以「對抗孤絕感」(countering isolation)( Harrison & Westwood, 2009)。

 

(二)從組織面解決同情心困境

在組織層面上,可以分為人員晉用、訓練教育與支持系統三方面說明。

 1. 人員晉用:
實證研究發現,不同特質的人們對於動物保護採取的是不同的觀點與態度,Kellert(1989)便發現,女性、白人、生活在都市、中產階級、年輕人會對動物比較具有同情心,也因此,在與動物互動工作時,會有不同的態度,Sanders便發現,在替動物處理穢物時(Dirty work),愛心媽媽與收容所工人產生的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情緒。既是如此,未來動物互動工作在挑選員工時,必須審慎根據特質進行晉用,或許可以降低同情心所帶來的困境。

 2. 訓練教育:
過去許多機構都已經有提供了解決同情疲勞相關的課程,包括「活在當下的學習」(teaching mindfulness)( Dobkin, & Hutchinson, 2013)、「安寧療護技巧訓練」(palliative care skills training)( Abrahm, 2012)、「健康促進行為方案」(health promotional behaviors)( Neville & Cole, 2013)、「全適能方案」(wellness program)( Zadeh & Gamba & Hudson & Wiener, 2012)、「復原力方案」(resiliency program)( Potter & Deshields & Berger & Clarke & Olsen & Chen, 2013)、

「災難心理健康訓練」(disaster mental health training)( Reid & Ruzycki & Haney & Brown & Baggerly & Mescia & Hyer, 2005)等等方案,都可供政府動物互動相關人員與動物保護團體志工進行參考,此外,若同情疲勞問題已經發生,則後續的專業治療(specialized retreat)( Aycock & Boyle, 2009)也是不可或缺的。

 3. 支持系統:
與動物互動的邊界防禦者們(如獸醫師、愛心媽媽、牧場經營者等),也可以透過建設性支持團隊(Rourke, 2007),提供「在線的專業資源」(on-site profession resources)(Aycock & Boyle, 2009),也能夠有效地降低同情疲勞的問題。例如:仿效醫療團隊,推動跨工作領域(醫生、護士、心理師)的機制(Rohan & Bausch, 2009),仿效消防隊建構「危機回應團隊」(crisis response team CRT)的機制,也都是可以參考的方法(Cacciatore & Carlson & Michaelis & Klimek & Steffan, 201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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